我是田颖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做行政管理工作。每天的生活就像办公桌上那盆绿萝，规规矩矩地生长，叶子该往哪边伸就往哪边伸，没什么意外，也没什么惊喜。直到那个冬天，我参加了同事蔡文静的婚礼，看见了一件棉袄，才忽然觉得，原来普通人的日子底下，藏着那么多滚烫的故事。

那天的风啊，刮得跟刀子似的。蔡文静偏要选个户外婚礼，说什么“雪中誓言最浪漫”。浪漫没见着，倒是看见新娘子在寒风里抖得像片叶子，婚纱薄得跟层纸一样，嘴唇都冻紫了。司仪还在那儿深情款款地念台词，底下宾客个个缩着脖子，心里估计都在骂这鬼天气。

然后我就看见了赵大志他爸——我们都叫王伯。老爷子快六十的人了，穿件半旧藏青色棉袄，一直静静坐在主桌旁边。他忽然站起来，几步走到新娘子身边，二话不说就把自己棉袄脱了。

“丫头，穿上。”

王伯声音不大，可全场忽然就静了。他把那件厚墩墩的棉袄披在蔡文静肩上，还仔细帮她拢紧领口，手指笨拙地系着最上面那颗扣子。蔡文静愣住了，眼泪唰地就掉下来，不是感动，是冻出来的生理泪水混进了别的东西。王伯拍拍她肩膀，自己只剩件毛衣，却站得笔直，像棵老松树。

婚礼后好几天，办公室都在聊这事儿。蔡文静回来发喜糖，眼睛还肿着——冻感冒了。但她笑着说：“那棉袄可真暖和，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。”她丈夫赵大志是咱们公司的技术员，老实巴交一个人，挠着头说：“我爸就那样，话少，做事实在。”

这话我信。王伯在机械厂干了一辈子钳工，手上全是老茧。赵大志母亲走得早，是他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。可我知道的也就这些，谁会对同事父亲的生平刨根问底呢？

直到三个月后，公司组织春游，可以带家属。王伯也来了，还是穿那件藏青色棉袄，虽然天已经暖和了。中午野餐，几个年轻人在湖边拍照闹腾，我收拾餐盒时，看见王伯独自坐在老槐树下，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，打开是张黑白照片。他看了很久，用袖子轻轻擦了擦相框玻璃。

我原本想悄悄走开，却踢到了石子。王伯抬头，有些慌乱地把照片收起来。

“王伯，这照片……”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布包重新打开。照片上是个扎麻花辫的姑娘，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是大志他妈。”王伯说，手指摩挲着相框边缘，“叫秀兰。走的时候，比文静现在大不了几岁。”

我就在他旁边石头上坐下了。春风软软地吹，远处年轻人们的笑声飘过来，王伯的声音低低的，像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那时候也冷，比文静结婚那天还冷。”他说，“七六年冬天，秀兰生大志，难产。卫生院条件差，血流得止不住。我骑自行车往县医院赶，三十里路，风跟狼嚎似的。她躺我后座上，棉袄裹着她，我就穿件单衣。”

王伯停了停，目光看向湖面，那里有光在跳跃。

“她一路上都在说胡话，说看见春天了，油菜花开了。其实外头黑漆漆的，雪片子横着飞。快到县城时，她忽然清醒了，说‘建国，你冷不冷？’我说不冷，真不冷，浑身冒汗。她就笑了，说‘你撒谎，嘴唇都紫了。’”

“然后她做了件事。”王伯的声音更轻了，“她把棉袄扯开一角，说‘你把手伸进来，暖和暖和。’我说不行，你不能再受风。她就哭了，说‘王建国，你是不是嫌我快死了，不肯挨着我？’”

我屏住呼吸。远处的欢笑声忽然变得很远。

“我只好把手伸进去，隔着层单衣，能摸到她肚子，里头孩子在动。她的手盖在我手背上，冰凉冰凉的。”王伯闭上眼，“她说‘等开春，你带我和孩子去看油菜花，拍张照片。’我说好，一定。她就笑了，说‘那你现在答应我，以后要是孩子结婚，天冷的话，你得记得给新媳妇披件衣裳。姑娘家离开爹妈不容易，不能让她觉得咱们家冷。’”

王伯睁开眼，眼圈是红的，但没眼泪。

“我说我记下了。她就睡着了，再没醒过来。”

春风忽然变得很重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口。我看着眼前这个老人，想起婚礼上他给蔡文静披棉袄时那双手，稳当，细致，像在完成一个仪式。

“后来我真带她去了油菜花田。”王伯轻轻说，“骨灰撒在那儿。开春的时候，黄灿灿一片，她应该喜欢。照片是后来补拍的，我找了张她以前的单人照，请照相馆师傅合成到花田背景上。骗自己，也骗孩子，说这是妈妈生前的愿望。”

他把照片重新包好，揣回怀里，拍了拍心口的位置：“这棉袄，是她当年给我做的。里子是旧被面改的，棉花是她一朵一朵絮进去的。每年冬天我都穿，穿破了补，补了再穿。暖和。”

他站起来，对我笑了笑：“吓着你了吧？人老了，就爱说旧事。别跟大志他们提，孩子不知道这些细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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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伯朝人群走去，背影在春日阳光里显得有些单薄。我坐在那儿很久，直到同事喊我拍照。镜头前我挤出笑容，心里却堵着那块关于冬天的记忆。

这事我没跟蔡文静说全，只轻描淡写地讲王伯很珍惜那件棉袄。蔡文静听了，若有所思。后来我去他们家吃饭，看见阳台上晾着那件藏青色棉袄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袖口破的地方用同色线细细缝好了。蔡文静说：“爸不让用洗衣机，说会搅坏棉花。我手洗的，晒了三天太阳。”

赵大志在厨房炒菜，油烟机嗡嗡响。蔡文静压低声音说：“田姐，我后来问爸，为什么婚礼上非得给我披那件。他说‘你妈嘱咐的。’我以为他说的是我亲妈，还感动了好久。后来才琢磨过来……”她没说完，眼睛望向客厅——王伯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，侧影安静。

日子就这么水一样流过去。我依然每天上班下班，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报表和会议安排。但自那以后，我好像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看周围的人。原来每个人都是一口深井，面上平静，底下不知道沉着多少故事。

我们部门有个女孩叫张薇，二十六岁，活泼爱笑，最近却在偷偷抹眼泪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摇头不说。直到有天加班晚了，办公室只剩我们俩，她忽然说：“田姐，我要离婚了。”

我吓了一跳。张薇结婚才一年半，丈夫是她大学同学，两人从校服到婚纱，朋友圈里出了名的恩爱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给她倒了杯热水。

张薇捧着杯子，热气熏着她的眼睛：“他出轨。对象是他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二十二岁，年轻漂亮。”她笑了一下，比哭还难看，“最可笑的是，被我撞见那天，他第一句话是‘她比你懂事，不会查我手机’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窗外城市灯火通明，每一盏灯下面，是不是都藏着类似的悲欢？

“但我今天不想说他。”张薇抹了把脸，“我想说我公婆。你知道吗，昨天我从家里搬出来，收拾东西时，我婆婆——就是那个平时对我客客气气但总隔着一层的女人——她忽然进来，塞给我一个布包。”

张薇从包里掏出那个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对金镯子，老款式，但成色很好。

“她说‘这是我婆婆给我的，现在给你。婚姻的路走不通了，但你是好孩子，以后的路还长，戴着它，算个念想。’”张薇的眼泪终于掉下来，“我哭得不行，说妈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她就抱住我，说‘傻孩子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叫我一声妈，我就永远是你妈。’”

张薇哭得肩膀发抖：“他出轨后，我自己爸妈都骂我，说肯定是我哪里没做好，男人才会往外跑。只有我婆婆，一句责备都没有，只说‘委屈你了’。”

我把纸巾递给她。这一刻我忽然想起王伯，想起那件棉袄。原来世间的温暖，不一定来自最该给你温暖的人。有时候，它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，像冬天冻土底下悄悄发芽的草籽。

张薇最后没要那对镯子，但收下了婆婆给的一张银行卡，里头是五万块钱。“她说‘租房子要押金，生活要周转，你拿着，算妈借你的。’”张薇红着眼睛笑，“我以后挣钱了，一定加倍还她。”

后来张薇离婚了，搬出了那套婚房。前夫很快和实习生同居，半年后又分手——年轻女孩找到了更有钱的。前夫回头找张薇，被她用扫帚打出门。这些是她当笑话讲给我们听的，但我知道，那些哭湿枕头的夜晚，都是她自己熬过来的。

春天快过完时，我老家表妹林晓慧来城里找工作，暂时住我这儿。晓慧二十三岁，师范毕业，想在城里当老师。她带了个男朋友一起来，叫陈浩，两人从高中就好上了。陈浩在工地当技术员，晒得黝黑，话不多，但看晓慧的眼神温柔得很。

晓慧住我这儿，陈浩在工地宿舍。周末陈浩来看她，会带水果，还会帮我修修家里坏了的水龙头。有次我下班早，看见他俩在楼下小花园，陈浩正蹲着给晓慧系鞋带——她鞋带散了，手里抱着刚买的书。系好了，陈浩站起来，很自然地接过她怀里的书，另一只手牵住她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我站在阳台看，心里软软的。年轻真好，爱情像是透明的水晶，一眼能看到底，干净得让人羡慕。

晓慧找工作不顺利，城里学校要求高，她非重点师范毕业，简历投出去都石沉大海。陈浩说：“不行就回县里，县中学在招老师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”晓慧不肯，说要在城里扎根，将来孩子才能受更好的教育。

两人为此吵了几次。有天晚上，我听见晓慧在房间里哭，打电话的声音传出来：“我家供我上大学，不是让我回县城当老师的！陈浩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”

陈浩那边说了什么，我听不清。只听见晓慧哭得更凶：“六年了，我跟了你六年，你就不能为我拼一次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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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晓慧眼睛肿着去面试。陈浩来了，在我家楼下等了三个小时，手里提着晓慧爱吃的草莓。我请他上来坐，他摇头，说怕晓慧看见他更生气。我只好给他倒了杯水端下去。

“田姐，我是不是特没出息？”陈浩接过水，没喝，握在手里。

我说：“怎么这么想？”

“晓慧说得对，我工地技术员，一个月五六千，在城里买不起房，给不了她好生活。”陈浩低着头，“可我读书不行，就这技术还是跟师傅一点点学的。除了在工地干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”

我看着他——年轻的脸，晒伤的皮肤，手上全是茧子和疤痕。忽然想起王伯那双给新媳妇系扣子的手。他们不是一类人，但那份笨拙的真诚，一模一样。

“晓慧不是嫌你穷。”我说，“她是怕未来没希望。你要是能让她看见希望，再苦她都愿意跟。”

陈浩抬起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：“可我……能给她什么希望呢？”

那天我没给出答案。有些路，得他自己想清楚。

晓慧面试又失败了，回来抱着我哭。哭完了，她哑着嗓子说：“表姐，其实我知道陈浩对我好。去年冬天，我在县城实习，宿舍暖气坏了，他连夜骑摩托车给我送电热毯，三十里路，到的时候头发上都结冰了。我让他进来暖和暖和，他怕影响我名誉，在门口站了十分钟就走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要吵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……”晓慧眼泪又掉下来，“因为光是‘好’不够啊。生活是实实在在的，要吃饭，要住房，要养孩子。他对我再好，能当饭吃吗？”

我搂住她，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那时我二十五岁，和初恋男友分手，原因很简单——他安于小县城的事业编，我想去大城市闯荡。分手那天他说：“田颖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说：“后悔也比憋屈一辈子强。”

后来我真的去了大城市，进了现在的公司，认识了不同的人，看了不同的风景。也恋爱过，分手过，如今三十二岁，单身。有时候深夜加班回家，看着空荡荡的出租屋，我也会想：如果当年留下来，现在会不会孩子都上小学了？

可人生没有如果。就像王伯失去秀兰，张薇婚姻破碎，晓慧面临抉择——每个人都只能在已有的牌里，打出最好的局。

转机发生在半个月后。陈浩工地出了个小事故，他为了救一个差点被钢管砸中的工友，自己胳膊划了道大口子，缝了十二针。晓慧知道后，疯了一样跑到医院，看见陈浩吊着胳膊还在跟工友说笑，冲上去就捶他：“你傻啊！不要命了！”

陈浩任由她捶，等她捶累了，才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摸摸她的头：“没事，皮外伤。”

工友在旁边说：“弟妹，浩子真是条汉子！那钢管要是砸我头上，不死也得残。他这救命之恩，我记一辈子！”

晓慧又哭了，这次是后怕。

陈浩出院后，做了个决定。他跟晓慧说：“我不回县城了。我跟几个老师傅商量了，准备组个小装修队，先从接私活开始。我技术扎实，人也实在，慢慢做，应该能做好。”他看着晓慧的眼睛，“你给我两年时间，要是做不起来，我跟你回县城，再也不提留在城里的事。”

晓慧愣了好久，问：“你哪来的本钱？”

“工伤赔偿，加上这几年攒的，有个七八万。够了。”陈浩说，“就是以后更忙了，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。”

晓慧扑进他怀里，哭得稀里哗啦：“谁要你陪！你给我好好的，胳膊别留后遗症！”

我在厨房做饭，听见客厅里的哭声和安抚声，轻轻关上了门。年轻的爱啊，就像春天的雨，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但被浇灌过的土地，总会冒出新的芽。

夏天快来的时候，公司组织去郊区团建。蔡文静和赵大志也来了，王伯没来，说老了，不爱动弹。烧烤时，蔡文静悄悄跟我说：“爸最近老往机械厂跑，说要学什么数控机床的操作。那么大年纪了，我真怕他累着。”

我说：“老人家有事做，是好事。”

蔡文静点点头，又笑了：“不过也挺好玩的。爸现在回家，还会跟我讨论什么编程代码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看他眼睛发亮的样子，就觉得……嗯，人活着，真得有股劲儿。”

赵大志在那边生火，熏得满脸黑，蔡文静过去帮他，两人头碰头地说着什么，忽然一起笑起来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们身上，碎金子一样。

团建回来没几天，我妈打电话，说老家村里出了件事，让我周末务必回去一趟。我问什么事，她支支吾吾，只说“回来你就知道了”。

周末我坐大巴回县城，再转小巴到村里。刚进村口，就看见一堆人围在老槐树下，吵吵嚷嚷的。挤进去一看，愣住了——被围在中间的，居然是我小学同学李春梅，旁边站着个陌生男人，两人手紧紧牵着。

春梅我熟，比我大一岁，嫁到邻村十几年了，丈夫跑运输，有个女儿上初中。她怎么会牵着别的男人站在这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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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春梅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！”春梅她妈坐在地上拍大腿哭，“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丢这个人！”

春梅脸色苍白，但站得笔直：“妈，我要离婚。我要跟建军过。”

叫建军的男人往前站了半步，把春梅挡在身后：“叔，婶，我是真心对春梅的。她这些年过得不幸福，我都知道。离了婚，我娶她，我对天发誓，一辈子对她好。”

“放你娘的屁！”春梅她爸抄起锄头就要砸，被周围人拦下，“我闺女嫁人了！有老公有孩子！你算什么东西！”

场面乱成一团。我把我妈拉到一边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我妈叹气：“建军是春梅的初恋。当年春梅爹妈嫌建军家穷，硬把春梅嫁给了现在这个。结婚十几年，春梅男人对她不好，喝醉了就打。建军一直没结婚，在县城开修车店，听说混得不错。不知怎么的，两人又联系上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一阵摩托车轰鸣声由远及近。春梅丈夫回来了，跳下车就往里冲，一拳砸在建军脸上。两边打起来，女人们尖叫，男人们拉架，尘土飞扬。

混乱中，我看见春梅没有去拉架，也没有哭。她就站在那里，看着两个男人为她打架，眼神空茫茫的，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。忽然，她转身就走，朝着村外方向，越走越快，最后跑起来。

“春梅！”她妈喊。

春梅没有回头。她跑过田埂，跑过小桥，跑进那片杨树林，不见了。打架的人停下来，建军抹了把鼻血，也追了过去。春梅丈夫想追，被她爸拦住了：“还嫌不够丢人！”

人群渐渐散了，各回各家，但议论声像夏天的苍蝇，嗡嗡响个不停。我跟我妈回家，一路上听见的都是“不要脸”“伤风败俗”“孩子怎么办”。

晚饭时，我爸闷头喝酒，忽然说：“其实建军那孩子，当年不错。春梅爹要是同意，也不至于闹到今天。”

我妈瞪他：“说什么呢！春梅是有夫之妇！”

“有夫之妇怎么了？”我爸难得顶嘴，“她那丈夫是个什么东西，全村谁不知道？打老婆，赌钱，去年还跟邻村的寡妇不清不楚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？”

我妈不说话了。屋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在响。

晚上我睡不着，到院子里乘凉。隔壁春梅家还亮着灯，隐约传来哭声，是她妈的。月亮很大，照得地上白花花的。我想起小时候，春梅是我们班文艺委员，唱歌好听，跳舞也好看。六一儿童节，她穿红裙子跳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，辫子上的蝴蝶结像真的一样飞。建军坐在第一排，眼睛亮亮地看着她。

那时候多好啊。喜欢一个人，就是送她一颗糖，帮她值日，考试时偷偷传纸条。哪像现在，牵扯进两个家庭，一个孩子，还有全村人的唾沫星子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传来消息：春梅和建军在县城被找到了，两人开了间房，但什么都没发生，就坐着说了一夜话。春梅说，她不会做对不起孩子的事，但婚一定要离。如果离不成，她就出去打工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
春梅丈夫气得把家里锅碗瓢盆全砸了，但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——建军答应给他八万块钱，算是“补偿”。春梅净身出户，女儿跟爸爸，但她随时可以看。

离婚那天，春梅从家里收拾出一个小包袱，走到村口，建军开着车在那里等她。没有鞭炮，没有祝福，只有几个小孩追着车跑了一段，被大人喝止了。

车开走时，春梅回头看了一眼。隔着车窗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但我想起王伯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姑娘家离开爹妈不容易”。

春梅这一离开，不只是离开爹妈，是离开她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，离开她十月怀胎生下的女儿，离开她熟悉的一切。前路是什么？是建军的承诺，是未知的生活，是或许永远无法摆脱的“坏女人”名声。

可她还是走了。像冬天冻僵的树，宁可折断，也不肯再弯着。

回城的大巴上，我靠着车窗，看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。手机震动，是晓慧发来的消息：“表姐，陈浩接到第一个独立单子了！给一户人家做全屋翻新，虽然不大，但业主说他实在，价格公道，以后还找他！”

后面跟着个欢呼的表情包。

我笑了，回复：“恭喜。告诉他，注意安全，胳膊刚好，别太累。”

“知道啦！对了表姐，我找到工作了！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，虽然不是公立学校，但待遇还行，关键是离陈浩干活的地方近，中午可以一起吃饭！”

字里行间都是雀跃。年轻人的困境，好像总比中年人的容易解一些。因为他们有时间，有体力，有“大不了重头再来”的勇气。而春梅们，每一次选择都像是悬崖边的转身，稍不留神，就是万劫不复。

但谁又容易呢？王伯用一生怀念一个人，张薇在破碎的婚姻里捡拾尊严，蔡文静学着做别人的儿媳和妻子，我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拉扯着自己的归属感——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冬天里，寻找一件可以披上的棉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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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天来的时候，公司里发生了两件事。一是张薇升职了，从行政专员升到主管。庆功宴上，她喝得微醺，搂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田姐，我现在觉得，离婚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真的，我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了。”

二是赵大志被外派到分公司做技术负责人，要去一年。蔡文静红着眼眶帮他收拾行李，王伯坐在客厅里，一遍遍检查行李箱的轮子好不好用。

临走前一晚，我去他们家送行。王伯做了满满一桌菜，都是赵大志爱吃的。吃饭时，王伯很少说话，只是不停地给儿子夹菜。赵大志说：“爸，我会常回来看您。”王伯点头：“工作重要，不用总跑。我身体硬朗着呢。”

吃完饭，赵大志在厨房洗碗，蔡文静在卧室继续收拾。我和王伯坐在阳台，秋天的晚风已经有了凉意。

“王伯，您一个人在家，多保重。”我说。

他笑了笑：“放心。我报了老年大学的班，学电脑，还认识几个老棋友，不会闷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文静这孩子，懂事。大志走了，她会常来看我。”

我想起春天时他讲的故事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：“王伯，这么多年，您没想过再找一个吗？”

问完我就后悔了，这问题太冒昧。但王伯没生气，他望着远处楼群的灯光，慢慢说：“年轻时候想过。大志上小学那会儿，有人给我介绍，是个小学老师，丈夫病逝，没孩子。人挺好，见面时还给我带了双自己织的毛线袜子。”

“那后来……”

“后来我没再见。”王伯说，“倒不是多痴情，是觉得……心里那块地方，被秀兰占满了，再装不下别人。对人家不公平。”

他转动手里的茶杯：“人这一辈子，遇见谁，错过谁，都是命。秀兰跟我只有五年，可这五年，够我惦念一辈子了。值。”

阳台上晾着那件藏青色棉袄，晚风吹过，轻轻摆动。洗得发白的布料，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。

赵大志走的那天，蔡文坚持要去机场送。王伯没去，说怕看了难受。我们站在安检口，赵大志抱了抱蔡文静，在她耳边说了什么，蔡文静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赵大志又抱了抱我：“田姐，帮我多照看点家里。”我说放心。

飞机起飞后，我和蔡文静往回走。停车场里，我们看见王伯的车——他到底还是来了，坐在车里，仰头看着天空，直到那架飞机变成一个小点，消失在天际。

回去的路上，蔡文静一直看着窗外。忽然说：“田姐，我怀孕了。本来想今天告诉大志的，但怕他担心，忍住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几个月了？”

“刚查出来，六周。”她摸着肚子，笑得温柔又惆怅，“等他下次回来，应该就能感觉到了。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很凉。我想起她婚礼那天，王伯给她披上棉袄时，她的手也是这么凉。如今她要当妈妈了，生命的轮回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展开。

冬天再次来临的时候，我的生活也起了变化。公司调我去新成立的项目组，工作更忙，压力更大，但机会也多。我开始带团队，学着做预算、谈合作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

有天下班，已经十一点了。走出办公楼，寒风扑面而来，我裹紧大衣，还是冷得打颤。街上没什么人，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。忽然想吃碗热汤面，便拐进常去的那家小店。

店里暖气开得足，玻璃上蒙着雾气。我点了面，坐下等。手机里一堆未读消息，有工作的，有家人的，有朋友约周末吃饭的——我翻了翻，没回复。累，什么都不想说。

面来了，热气腾腾。我低头吃，热汤下肚，身子才慢慢暖和过来。店里老板娘在收银台后头看电视，是部老电视剧，男女主角在雪地里吵架，吵着吵着抱在一起。

我看着，忽然就掉了眼泪。不是难过，就是累，累得想找个地方靠一靠。可三十二岁了，父母在老家，朋友各有各的生活，恋人不知道在哪——我能靠谁呢？

老板娘注意到我在哭，倒了杯热水过来：“姑娘，没事吧？”

我摇头：“没事，就是……有点累。”

她在我对面坐下，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，胖胖的，很慈祥。“年轻人，累点正常。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回来照顾生病的老公，还要管孩子作业，天天跟打仗似的。”

“那您怎么撑过来的？”我问。

她笑了：“撑？就硬撑呗。哭完了，抹把脸，该干嘛干嘛。后来老公走了，孩子大了，我也下岗了，开了这家店。你看，不都过来了？”

电视里，男女主角和好了，在雪地里牵手走。老板娘看着屏幕，眼神悠远：“人这一辈子，谁没几件难事？重要的是，冷的时候，得记得给自己加件衣裳。别人不给你披，你就自己披。”

她拍拍我的肩膀，回后厨去了。我喝完最后一口汤，付钱出门。风还是冷，但好像没那么刺骨了。我走得很慢，看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变长变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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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响了，是晓慧。接通，那边吵吵嚷嚷的，陈浩的声音夹杂其中：“表姐！我们在新房子这儿！刚铺完地板，晓慧非要现在来看！”

晓慧抢过电话：“表姐！我们有房子啦！陈浩这半年接了好几个大单，攒够了首付！虽然不大，虽然是二手房，但是是我们的家！”

她的声音里有泪，有笑，有压不住的欢喜。我站在寒冷的街头，忽然就跟着笑了：“恭喜你们。什么时候搬家？我去帮忙。”

“下周末！你一定要来！”晓慧叽叽喳喳说了一堆装修的细节，哪面墙要刷什么颜色，厨房要如何改造，阳台要种什么花。陈浩在旁边偶尔插一句“都听你的”，语气宠得不像话。

挂了电话，我继续往家走。路过24小时便利店，进去买了条厚围巾，酒红色的，软软的。出店门就围上了，暖和多了。

到家已经快一点。洗漱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打开朋友圈，看见蔡文静发了张B超照片，小小的胚胎，像颗花生米。配文：“欢迎你呀，小家伙。”

赵大志在底下评论：“老婆，等我回来。”后面跟着三个拥抱的表情。

张薇发了张自拍，在新办公室里，背后是城市夜景。她穿着职业装，笑得很自信。文案是：“新起点。”

春梅——我后来加了她微信——发了张照片，是她和建军在店里。建军在修车，满手油污，她在旁边递工具。两人都笑着。配文：“平凡一天。”

王伯居然也发了朋友圈，是张老年大学电脑课的照片，他戴着老花镜，认真看着屏幕。文案是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赵大志点赞，评论：“爸，你真潮。”

我一条条看过去，像在看一部漫长的连续剧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剧情里挣扎、欢喜、痛苦、前行。没有人容易，但也没有人真的停下。

窗外开始飘雪了。今冬第一场雪，细细碎碎的，在路灯的光晕里跳舞。我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涩。

我想起去年冬天，蔡文静的婚礼，那件披在新娘肩上的棉袄。想起王伯讲的故事，秀兰在临别前说：“等开春，你带我和孩子去看油菜花。”

春天总会来的。雪会化，花会开，冻僵的手会重新暖和起来。而棉袄里的春天，不是温度计上的数字，是有人记得给你披一件衣裳，是有人在你冷的时候，问一句“你冷不冷”。

我关掉手机，闭上眼。明天还要早起，还有一堆工作要做。但此刻，在这初雪的夜里，围巾柔软地裹着脖颈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个冬天，好像也没那么难熬。

睡意渐渐袭来。朦胧中，仿佛看见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，有个扎麻花辫的姑娘站在那里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风吹过，花浪起伏，像在说：活着，就要像春天一样，无论经历过怎样的严寒，都要相信温暖会来，花开会来，光会来。

会的。一定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