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田颖，三十六岁，是个活得比Excel表格还规矩的企业小管理。

直到表弟李勇攥着十万块的转账记录，蹲在我家楼下哭得像个被雨淋透的哈巴狗。

他说他被个四十八岁的女人骗财骗色了。

我骂他活该，转身却接到女老板林薇的电话，她声音抖得像风里的纸：“田颖，你说……三百万，能不能买断一场婚姻？”

那一刻我突然觉得，我们这代人啊，在钢筋水泥里算计着爱和钱，

算到最后，却连当初为什么出发都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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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勇蹲在我公寓楼下那棵半死不活的香樟树底下，脑袋快埋进裤裆里，手里攥着的手机屏幕，幽幽地亮着，活像坟地里飘出来的一团鬼火。我高跟鞋“咔哒咔哒”敲着水泥地走过去，那声音在夜里又冷又硬，我自己听着都嫌膈应。他听见动静，猛地一抬头，脸上湿漉漉一片，分不清是鼻涕还是眼泪，路灯那点惨白的光打上去，五官都皱得没了形。我心里那点火“噌”就冒起来了，压都压不住。

“姐……”他喉咙里滚出个音儿，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。

“别叫我姐！”我劈头就给他堵回去，声音没收住，在空旷的楼下带了点回音，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夜里的凉意顺着喉咙一直灌到胃里，勉强把那股邪火往下压了压。“李勇，你行啊你，三十六岁的人了，玩这套？丢不丢人？你妈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老李家要绝后了，就因为你鬼迷心窍！”

他肩膀缩了一下，没敢看我，手指头却把手机擦得更紧，指节泛着白。屏幕的光映着他那双通红的眼，里面全是走投无路的惶然，还有那么一丝丝……不甘心。我看得真真切切。

“我没鬼迷心窍……”他低声嘟囔，没什么底气。

“没鬼迷心窍？”我气极反笑，往前逼近一步，身上那件为了加班随便套的薄风衣被夜风吹得贴在小腿上，凉飕飕的。“十万块！李勇，你打工攒了多久？两年？三年？眼睛都不眨就转给一个认识几个月的女人？还彩礼？你们到哪一步了就去到彩礼了？嗯？”

我连珠炮似的问，胸腔里堵得慌。这世道是怎么了？我天天在办公室里对着报表，计算着KPI，平衡着下属那点鸡毛蒜皮的小心思，活得像个上了发条的精密仪器，不敢行差踏错半步。他倒好，在老家那个小县城，也能给我整出这么一出荒诞剧来。

李勇被我吼得不敢吭声，只是把手机屏幕颤巍巍地举起来，递到我眼皮子底下。那是一条银行转账记录，备注栏里赫然两个字：“彩礼”。后面跟着的零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下面还有好几条聊天记录，往上划拉，肉麻得我起鸡皮疙瘩。

“雪梅姐说……说她懂我，说我实在，跟外面那些花里胡哨的女人不一样。”李勇抽了抽鼻子，又开始翻那些聊天记录，指尖滑得飞快，像是要抓住什么确凿的证据。“你看，她说，‘小勇，姐心里疼你’，‘别着急，日子是两个人慢慢过的’……她还说，她以前遇人不淑，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……”

王雪梅。这名字我从李勇断断续续、夹杂着巨大情绪起伏的叙述里拼凑出来。四十三岁，离过婚，在县城开一家小小的服装店，模样据李勇说“挺耐看，有味道”。李勇呢，三十六，在镇上的农机站有个闲差，模样周正，性子有点面，相亲相了不下十回，不是他嫌人家太挑，就是人家嫌他没房子没大钱。一来二去，就成了老家亲戚嘴里“老大难”。

把他“怂恿”去追王雪梅的，是他那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，赵强。赵强自己婚姻一地鸡毛，喝了几两猫尿就拍着李勇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现在流行姐弟恋！女大会疼人！你看那王雪梅，盘亮条顺，自己还有点小事业，虽然比你大几岁，但那算什么？女大三，抱金砖！你去追，保准成！”

李勇就这么被架了上去。一开始也是磕磕绊绊，送花人家不收，请吃饭人家推辞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王雪梅态度软和了，两人真就交往起来。李勇那沉寂了三十多年的心，像是旱地逢了甘霖，一下子全泼洒出去，热烈得吓人。他说雪梅姐温柔，体贴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做的饭有家的味道。他说他跟雪梅姐在一起，心里踏实。

然后就是谈婚论嫁。王雪梅面露难色，说自己是“老姑娘”了，怕李勇家里不同意。李勇拍着胸脯保证，非她不娶。王雪梅又说，自己命苦，前夫没留下什么，就一个小店糊口，怕将来……李勇脑子一热，也不知道是出于证明，还是急于把这份“踏实”落袋为安，就把自己攒了好些年的十万块钱，分几次，转给了王雪梅。没打借条，就是彩礼。

事情到这里，虽然我觉得李勇傻得冒烟，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旁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可紧接着，骚操作就来了。两人商量着去领证，王雪梅突然说，哎呀，我户口本好像找不到了，可能夹在旧衣服里卖废品了。补办？补办要时间，要回原籍，麻烦得很。一拖再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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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勇急了，催得紧。王雪梅被催得没办法，有一天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对李勇说：“小勇，有件事，姐一直没敢跟你说……我……我其实不是四十三，我四十八了。之前怕你嫌我老，瞒了几岁。现在要领证了，不能再骗你。”

好家伙，平地一声雷。李勇当时就懵了。四十八？比原先说的又大了五岁！比他大了整整一轮还多！他磕磕巴巴地问，那……那十万块钱？王雪梅垂下眼睛，声音细细的：“那钱……我拿去周转店里了，最近生意不好，进货压款……小勇，你会体谅姐的，对吧？等姐手头宽裕了，就……”

李勇再面，也品出不对味儿了。他吵，他闹，要钱，要说法。王雪梅先是哭，诉说自己多么不易，后来就冷了下来，再后来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店门也时常关着。李勇这才彻底慌了神，觉出自己可能真是“被骗财骗色”了。老家地方小，风言风语传得快，他没脸跟家里细说，这才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跑来市里找我这个在“大企业”当管理、似乎有点见识的堂姐。

“她说她四十八了！四十八！”李勇重复着这个数字，声音里带着哭腔和被欺骗的愤怒，“她骗我！从一开始就骗我！什么温柔体贴，都是装出来的！就是为了我的钱！”

夜风吹过，香樟树叶哗啦啦响，像是在嘲笑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那点恨铁不成钢的火气，慢慢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。是悲哀？还是无力？我说不清。只觉得胸口发闷。

“你现在知道哭了？转账的时候怎么不多长个心眼？”我的语气缓下来一些，但还是硬邦邦的，“报警了吗？去她店里找过吗？她家里人呢？”

“找过……店总关着。她家就她一个，爸妈早没了，前夫那边更不管。”李勇抹了把脸，“报警……我没敢。姐，你说这事……报警有用吗？那钱，我还能要回来吗？我……我是不是真成了笑话？”

他仰头看我，眼神里的无助像个巨大的漩涡。我别开脸，看向远处居民楼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每一盏灯后面，大概都有一地鸡毛的琐碎，或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悲欢。李勇这一出，不过是其中比较荒诞的一笔。

“先上去吧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转身往楼道里走，“外面冷。事儿已经出了，光哭没用。明天……明天我请半天假，跟你去趟县城看看。”

李勇像抓住救命稻草，连忙爬起来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。电梯上升的失重感让我微微眩晕，镜面墙壁映出我模糊的身影，一丝不苟的衬衫，规整的头发，还有眼底那抹掩饰不住的疲惫。我才三十六，怎么感觉心力像是被掏空了一大半？

把李勇安顿在沙发上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他捧着杯子，暖和过来一点，情绪也稍微平复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更多细节，说王雪梅店里那些衣服的款式，说她做的红烧肉味道，说他们一起看过的夕阳……我听着，没打断。那些细节越是具体，越是温馨，此刻就越是显得讽刺和悲凉。

十万块，对李勇来说是天大的数目，对有些人呢？

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就震动起来，屏幕亮起，来电显示两个字：“林总”。

我头皮微微一麻。林薇，我的顶头上司，公司分管我们部门的副总裁，四十出头，漂亮，干练，是那种走在路上都会吸引无数目光的成熟女人。这个时间点打来电话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不是紧急的工作，就是……

我示意李勇禁声，拿起手机走到阳台，才按下接听键。

“喂，林总。”

电话那头没有立刻传来声音，只有略微急促的呼吸声，透过电流，清晰地敲打在我的耳膜上。过了好几秒，林薇的声音才响起，完全不像平日里那个冷静果断的女强人，反而带着一种虚浮的、像是飘在空中的颤抖。

“田颖……还没睡吧？”她问了一句废话。

“还没。林总，有事您吩咐。”我公事公办地回答，心里却拉起了警报。

又是沉默。然后，我听见她似乎吸了一下鼻子，声音压得更低，却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急切：“田颖，你……你认不认识好一点的律师？打经济纠纷……或者，婚姻财产那种的？”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“林总，您这是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”她飞快地打断我，却又立刻推翻自己的话，语速快了起来，像是急于把堵在胸口的东西倾倒出来，“我就是想问问……你说，如果一个人，给了另一个人一笔钱，三百万，目的是为了让对方结束一段婚姻……但这笔钱，当时没什么明确的说法，就是给了……现在两个人感情没了，这笔钱，还能不能……要回来？”

三百万。目的。结束婚姻。

这几个词像冰锥一样，猝不及防地扎进我的耳朵里。阳台外的夜风似乎瞬间变得更加寒冷，穿透玻璃，钻进我的毛孔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些僵硬。

林薇的事，在公司里并非毫无风声。她和她那个“合作伙伴”张总，眉来眼去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张总是公司一个重要项目的合作方，有自己的家庭，妻子是家庭主妇，有个孩子在上初中。林薇和他，据说是“灵魂契合”，“相见恨晚”。这些流言蜚语，在茶水间，在电梯里，悄悄流传，大家心照不宣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会发展到“三百万买离婚”这一步。

而且，听林薇这意思，是“买”失败了？人财两空？

我喉咙有些发干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。电话那头，林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，但她没有挂断，反而像是在等待，等待我一个回应，或者仅仅是等待有个人，能承接住她此刻巨大的慌乱和崩塌。

“……林总，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，专业，像一个可靠的下属，“这种事……比较专业，我建议您咨询一下专门的律师。我这边……确实不太了解。不过，任何经济往来，如果有凭证，有明确的意图表示，可能……会有点帮助。”

我说的都是套话，废话。但我能说什么？难道说“林总您糊涂啊”？

林薇在那边轻轻地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那气息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某种认命般的嘲弄。“凭证……意图表示……”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然后低低地，几乎像耳语一样说，“田颖，你是不是也觉得……我很傻？”

这句话问得我心头一颤。我想起刚才楼下李勇那双通红的、不甘的眼睛。我想起他手机屏幕上刺眼的“彩礼”二字。我想起王雪梅那据说“挺耐看，有味道”的脸。

傻？什么是傻？是李勇这样，在现实的挤压和情感的饥渴下，莽撞地捧出全部积蓄，落入一个真假难辨的温柔陷阱？还是林薇这样，在职场厮杀中练就一身铠甲，却愿意为了一段禁忌的、前途未卜的“感情”，掷出三百万的巨款，试图砸开一条生路？

“林总，”我最终只能这样说，声音干涩，“夜深了，您先别想太多，好好休息。明天……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靠谱的律所。”

“……好。谢谢。”林薇的声音恢复了少许平静，但那平静之下，是更深的东西，我听不出来，也不敢细想。“打扰你了，田颖。”

电话挂断。忙音传来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半天没动。城市夜晚的噪音嗡嗡地传来，车流声，隐约的音乐声，遥远而模糊。屋里，李勇大概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传来轻微的鼾声。

一个十万，一个三百万。一个在底层挣扎，用尽力气想抓住一点虚幻的温暖和体面；一个在云端行走，却心甘情愿为一场烟火坠入凡尘泥泞。数字天差地别，可内里那种孤注一掷的疯狂，那种被情感（或是欲望）冲昏头脑的晕眩，何其相似。

我们都是怎么了？

第二天，我请了假，带着李勇坐上了回县城的大巴。车窗外，风景从规整的城市建筑逐渐变成略显杂乱的城乡结合部，最后是开阔的田野和低矮的房舍。李勇一路上都很沉默，眼睛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按照李勇说的地址，我们找到了王雪梅的服装店。店门果然关着，卷帘门上贴着“店面转让”的白纸黑字，联系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李勇打过去，对方是个中年男人，很不耐烦，说这店他盘下来了，原先的老板早不干了，去了哪儿他不知道。

扑了个空。李勇蹲在店门口，眼神空洞。

我又带他去了辖区的派出所。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，听了我们的叙述，眉头拧着。“感情纠纷，经济往来……这属于民事范畴，够不上我们立案诈骗的标准。”他翻看着李勇提供的转账记录截图和聊天记录，“你说她以结婚为名索要钱财，然后隐瞒年龄，拖延领证，现在失联……有点那个意思，但证据链不够硬。光凭这些，很难认定她具有‘非法占有’的主观故意。她要是咬死了说是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，或者借款，你们这官司就有的打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的钱就要不回来了？”李勇急了。

“建议你们先试试联系她，协商。协商不成，再去法院起诉。”民警公式化地说，“不过，诉讼有成本，时间也长。你们自己考虑清楚。”

从派出所出来，阳光明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睛发疼。李勇像被抽走了脊梁骨，走路都打飘。我知道，民警的话打破了他最后一点侥幸。协商？人都找不到了。起诉？对他来说，无异于另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折磨。

“姐……算了。”他忽然说，声音沙哑，“我认了。就当……就当买了个教训。”

我看着他那张灰败的脸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十万块，一个教训。这教训未免太贵，太疼。

“你住哪儿现在？”我问。

“之前……有时住她那儿。现在……在赵强家挤挤。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先跟我回市里吧，在我那儿住两天，缓缓。工作那边，还能请假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一副全然没了主意的样子。

回去的大巴车上，李勇睡着了，头靠着脏兮兮的车窗玻璃，眉头即使在睡梦里也紧紧皱着。我拿出手机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开了微信，找到一个做律师的同学，拐弯抹角地咨询了一下“赠与财物在特定目的未达成时能否撤销”的问题。同学回得挺快，说理论上可以尝试以“附条件赠与”或“欺诈”为由主张撤销，但实践中很难，举证责任重，尤其是恋爱期间的特殊关系，法官自由裁量权很大。

我盯着屏幕上的专业术语，只觉得一阵无力。法律能厘清财产的归属，却丈量不出人心之间的沟壑，计算不出情感投入的损益。

手机又震动了一下，是林薇。她发来一个律所的名字和律师的联系方式，什么也没多说，只打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我回了个“不客气，林总保重”。对话就此止住。成年人的体面，就在于懂得适可而止，不追问，不深究。那三百万的漩涡，是她要独自面对的惊涛骇浪。而我，连李勇这十万块的泥潭，都拉得如此吃力。

把李勇安置好，我回到公司上班。气氛有些微妙。林薇没来，秘书说她身体不适，请假了。关于她和张总的流言，似乎在一夜之间发酵、变味，增加了“巨款”、“原配闹上门”之类的细节，在格子间里悄然流转。大家看我的眼神也有些异样，大概觉得我是林薇的“心腹”，多少知道点内情。我眼观鼻鼻观心，只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处理着手头积压的文件，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条款，此刻竟让我感到一丝奇异的安心。

至少，它们有明确的规则，清晰的边界。

快下班时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归属地是老家县城。接起来，是个有点耳熟的女声，带着些小心翼翼。

“是……是田颖吗？李勇的堂姐？”

“我是。您哪位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王雪梅。”

这个名字让我瞬间坐直了身体，下意识地捂住了话筒，快步走到没人的消防通道。“王雪梅？”我压低声音，“你找我有事？”

“李勇……他在你那儿吧？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还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慌张，“我……我想跟他，也跟你，说几句话。就几句话，行吗？”

我回头看了看办公室的方向，说：“电话里说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……我还在县城。我们……能见一面吗？就你一个人。”她补充道，“别告诉李勇。”

犹豫了几秒，我说：“好。时间，地点。”

约在县城一家偏僻的茶楼包间。我赶到时，王雪梅已经在了。她确实如李勇所说，长得不错，是那种经历过风霜却还努力维持着体面的好看，穿着素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挽着，只是眼下的乌青和憔悴的神色，暴露了她的状态。见到我，她局促地站起来，勉强笑了笑。

“田小姐，麻烦你跑一趟。”

“直接说吧，王女士。”我没坐，也没寒暄，“李勇那十万块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她像是被我的直接噎了一下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桌布。“那钱……我一时半会儿，真的拿不出来。”

“一时半会儿是多久？你店也转了，人也要消失，这叫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？”我语气不好。

“我没想消失！”她忽然抬高了声音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“我是没办法！李勇他……他是个好人，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他。可是……可是我也有我的难处！”

她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手抖得厉害，茶水晃了出来。“我前夫不是个东西，离婚时欠了一屁股债，人跑了，债主天天找上门。我那点小店，赚的刚够还利息。李勇出现的时候，我……我就像是快要淹死的人，看到一根浮木。他是真诚，对我也好，我……我承认，我动了心，也想抓住这点暖和。”

“所以你就骗他？瞒年龄？拿他的钱去填你的债窟窿？”我质问。

“年龄……一开始没说清楚，是我的错。可后来我告诉他了！那十万……我本来想着，要是真能成，这钱就算他帮我渡过难关，以后我们一起好好过，我加倍还他，对他好。”她的眼泪掉下来，“可我那债……是个无底洞。十万块扔进去，连个响儿都没听见。债主还是逼得紧，说要找我家里人，找我爸妈的坟！我爸妈就埋在老家后山，我不能让他们死了都不得安宁啊！”

她哭得肩膀耸动，不再是李勇口中那个温柔体贴的“雪梅姐”，而是一个被生活逼到悬崖边、惊恐万状的女人。“我没办法了，田小姐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！店盘了，钱都填进去了，还差得远。我不敢见李勇，我没脸见他！我知道我混蛋，我骗了他，我利用了他的真心……可我的真心呢？我就活该被前夫拖累，活该一辈子翻不了身吗？”

她哭得声嘶力竭，话也说得颠三倒四。我站在那里，原本准备好的那些质问和谴责，突然就卡在了喉咙里。愤怒还在，可那愤怒底下，慢慢渗出一股冰凉的悲哀。李勇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被骗财骗色。王雪梅呢？她难道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？被前夫的债务拖垮，被生存的压力逼到墙角，然后抓住一点渺茫的光，却把两个人都拖进了更深的泥泞。

“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”我的声音干巴巴的。

“我……我要走了。”她抹着眼泪，眼神涣散，“去南边，找地方打工，慢慢还债。李勇的钱……我认，我写欠条，我按手印！但我现在真的没有。你让他……告我吧，法院判我还，我认。判我坐牢，我也认。只要别再让我面对他……我受不了他那眼神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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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从随身那个半旧的挎包里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一支笔，真的就趴在桌子上，开始写欠条。字迹歪歪扭扭，泪水滴上去，晕开一小团墨渍。写完了，签名，按了红手印，推到我面前。

“这个……你给他。替我……替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我是真的……真的想过跟他好好过的。”她说完这句，像是用尽了最后力气，拿起包，低着头，快步走出了包间。

我捏着那张还带着她体温和泪渍的欠条，纸张脆弱得像随时会碎掉。上面写着“今欠李勇人民币拾万元整”，还款期限空着，借款人：王雪梅。一个红指印，触目惊心。

这算什么？一个交代？一个姿态？还是另一场缓兵之计？

我回到市里，把欠条给了李勇。他盯着那张纸，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慢慢地，把它撕了。碎片扔进垃圾桶，他红着眼睛对我说：“姐，我不要这个。我要钱的时候，它不如废纸。现在……更没用了。”

他没再提报警，也没说起诉。只是沉默地收拾了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，说赵强在老家给他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，他回去干着。临走前，他站在门口，回头对我说：“姐，你说……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就为了像我和王雪梅这样，互相算计，或者像爸妈那样，吵一辈子？”

我答不上来。

李勇走了，我继续我的上班下班，加班报表。林薇休了一周假后回来上班了，妆容精致，衣着得体，言谈举止恢复了往日的利落，只是眼底深处，多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冷寂和疏离。没人再公开谈论那三百万和那个张总，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。只是偶尔，我会看到她对着电脑屏幕出神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。

有一天加班到很晚，整层楼只剩下我和她。她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，放在我桌边。

“田颖，还没走？”

“马上，林总。这个月报表快弄完了。”

她在我旁边的空工位坐下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空气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细微的风声。

“李勇的事……解决了吗？”她忽然问。

我敲键盘的手指顿了一下。“算是吧。人找着了，钱……暂时是要不回来了。给了张欠条，我弟撕了。”

林薇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望着窗外城市的夜景，霓虹闪烁，车灯如河。“有时候我在想，”她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我们女人，是不是特别容易把感情当成救命稻草，或者是……改命的赌注？明明知道有风险，还是忍不住要All in。”

我沉默着，不知道该接什么。

“我那三百万，”她忽然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满是自嘲，“律师看了，说很难要回来。没有书面协议，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‘离婚对价’。他说，对方甚至可以反咬一口，说是我为了破坏他家庭，自愿给的补偿或者……封口费。滑稽吧？”

她转过头看我，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，却没有温度。“田颖，你说，我是不是比李勇那个王雪梅更傻？她好歹是走投无路，我呢？我有事业，有钱，有社会地位，可我偏偏……”

她没说完，摇了摇头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又恢复了那个冷静的林总。“不过算了，买定离手，愿赌服输。只是这学费，贵了点。”她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早点回去休息。报表明天给我也行。”

她踩着高跟鞋走了，脚步声在空旷的办公区回荡，渐渐远去。

我关掉电脑，走到窗边。楼下，城市的洪流依旧奔腾不息。每一盏亮着的窗户后面，是不是都藏着一个李勇，一个王雪梅，或者一个林薇？在算计，在挣扎，在孤注一掷，在粉身碎骨，或者在沉默中慢慢消化那一地狼藉。

我们都在寻找某种联结，对抗生命固有的孤独和无力。有时候以为抓住了，是爱，是温暖，是归宿；有时候抓住的，却是刺，是债，是更深的虚空。算计得清的，是钱；算计不清的，是人心，是命运那张翻云覆雨的手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李勇发来的信息，一张照片。昏暗的工棚里，他和其他几个工人围着一个小桌子吃饭，脸上沾着灰，笑容却有些简单实在。附了一句话：“姐，我在这还行，先干着。别担心。”

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关掉屏幕。

夜风吹进来，带着都市特有的、混杂的味道。我忽然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，夏天开满白花，香气能飘出好几里地。树下总是坐着些老人，摇着蒲扇，讲着那些陈年旧事，谁家媳妇跑了，谁家儿子发了财，谁又为一垄地打破了头……那些故事里，也有算计，有悲欢，有狗血，但在绵长的岁月和浓郁的烟火气里，似乎都慢慢沉淀成了一种可以咀嚼的滋味。

而在这里，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，我们的故事发生得快，结束得也快，像一场场高倍速播放的戏剧，来不及回味，就被新的信息流冲刷覆盖。留下的，只有当事人心里一个个或深或浅的窟窿，和旁观者一声或重或轻的叹息。

我拿起包，关掉办公室的灯，走进电梯。镜面里，还是那个穿着得体、神情略显疲惫的田颖。一个普通的企业管理工作人员，听着，看着，偶尔被卷入别人的故事，然后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，按部就班地运行。

电梯下行，失重感再次传来。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，依旧会有报表，有会议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上演。而关于真心与算计，关于得到与失去，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在情感与现实的夹缝中，那点微不足道又惊心动魄的挣扎，或许永远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。

我们只是，继续活着。在冰与火之间，在梦与醒之间，在那一地鸡毛与偶尔闪过的微光之间，踉跄前行。

情感轨迹录三月天